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“仁”为庙号的帝王 宋仁宗生性仁厚

第一个悖论

众多文艺作品中，宋仁宗一直是跑龙套的

最近，有一部以仁宗皇帝为主角的电视剧《清平乐》正在热播，我也刚刚推出了一部仁宗皇帝的传记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。大家想要了解仁宗皇帝，可以看电视剧，也可以看我的书。电视剧讲的是文学化的艺术形象，书讲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。最好是两者结合着一起看。《清平乐》应该是有史来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影剧作品。在我印象中，以宋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、电影，倒是不少。我小时候，有一部电视剧《包青天》，播了几百集，可谓是风靡一时。如果看过，就暴露你的年龄了。这部《包青天》的背景设定正是宋仁宗朝，但你现在记得宋仁宗是谁扮演的吗?你只会记得演包公的金超群、演展昭的何家劲，对不对?因为在《包青天》中，仁宗皇帝就是一名跑龙套的嘛，谁会记得他?

前些年，还有《少年包青天》的系列剧，背景也是宋仁宗朝。电影《老鼠爱上猫》根据清代小说《三侠五义》改编的，刘德华演的展昭，里面也有宋仁宗出现，也是跑龙套的角色。

宋仁宗不仅在现代人制作的影视作品中“打酱油”，在传统民间文人创作的文艺作品中，他也一直都是“跑龙套”。自元朝至晚清，不管是元杂剧，还是明清传奇、小说，还是话本、地方戏，都有许多以宋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作品，比如包公故事、杨家将故事、呼家将故事、狄青故事，就连讲徽宗朝故事的《水浒传》，也是从仁宗朝写起。但是，在这些故事演义中，宋仁宗总是充当“背景板”，出演“路人甲”，从未唱主角。就连讲仁宗身世的民间传说《狸猫换太子》，仁宗扮演的还是小配角，真正的主角是包公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宋仁宗身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：以宋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文艺作品是很多的，但宋仁宗本人却从来不是主角，而是跑龙套、背景板。

第二个悖论

自己默默无闻，但在位期间涌现了众多杰出人物

宋仁宗身上还有第二个悖论：宋仁宗本人默默无闻，与其他古代帝王相比，存在感是很低的，比如我们提到皇帝中的艺术家、艺术家中的皇帝时，你肯定会想到宋徽宗，而不太可能想到宋仁宗。徽宗确实是天才的艺术家，琴棋书画无不精通，但许多人未必知道，仁宗其实也是一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。他从小就喜欢绘画，书法造诣不输宋徽宗。他还通晓音律，会作曲，写过乐理方面的论文。然而，不管是在宋朝的文艺圈内，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，宋仁宗都籍籍无名。

说起古代的盛世，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唐明皇的“开元盛世”、清前期的“康雍乾盛世”。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。

然而，正是在宋仁宗时代，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：

先来看文学界，明朝人评选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(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)，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;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并峙之两大高峰，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、婉约词两大流派，豪放词的领袖苏东坡，婉约词的领袖柳永，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。

再来看学术界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，形成关学、朔学、洛学、蜀学、新学等学术流派，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，都生活在宋仁宗朝;著名的“宋初三先生”(石介、孙复、胡瑗)与“北宋五子”(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)，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。

再来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，他们也集中出现在宋仁宗的时代，不但主持“庆历新政”的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等人是仁宗朝的中坚力量，而且，领导“熙丰变法”的王安石、章惇、吕惠卿等新党中人，主导“元祐更化”的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范纯仁、苏辙等旧党中人，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。

最后来看科学界，中国古代“四大发明”中，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(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《武经总要》，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，首见于沈括《梦溪笔谈》);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——苏颂与沈括(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“水运仪象台”，沈括则是天文地理、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)，都成长于仁宗时代。

这就是宋仁宗身上的又一个悖论：仁宗本人默默无闻，存在感很低，但他在位期间，涌现出非常多的著名人物，一直在我们的历史书中、语文课本中刷存在感。他们的名字与作品不但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，还出现在语文课本上，江湖人称“背诵默写天团”。

俗话说：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总是站着一个女人。那么一群成功的男人背后呢?站着一个宋仁宗。凭着这一点，我觉得宋仁宗就很不简单。

第三个悖论

没有雄才大略，但得到的评价却非常高

宋仁宗身上还有第三个悖论。我们先来看电视剧《清平乐》里的仁宗形象，王凯扮演的宋仁宗不但很帅气，还很英明，很睿智，见识不凡，有谋略，甚至有点心机男孩的感觉，比如他对宰相吕夷简劝他废掉郭皇后的花花心肠，心里是一清二楚的，只是不想说破。放尚美人出宫，也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。但事实上，这是电视剧对男主角的拔高，历史上的宋仁宗要更庸常一点，是一位普通人，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有着普通人的缺点，比如有点迷恋美色，尚美人其实是他在太妃、大臣的压力下，无可奈何送出宫的。也就是说，真实的宋仁宗其实并没有那么英明神武。

但这么一位缺点明显、似乎还碌碌无为的君主，历代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却是很高的。宋朝人自己说：“庆历、嘉祐之治，为本朝甚盛之时，远过汉唐，几有三代之风。”庆历、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。三代，指夏商周三代，在传统儒家看来，三代也代表了一种完美的理想治理状态。也就是说，宋朝士大夫认为仁宗皇帝的治理，差不多达到理想中的三代之治。

明朝的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，说：“三代以下，称贤主(圣君)者，汉文帝、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。” 在他心目中，千百年间，帝王无数，只有汉文帝、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“贤主”之誉，至于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俱不足道。

今天不少网文还煞有介事地说：“自称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弘历，自视甚高，很少有人能入其法眼。但他承认，有三个帝王，却为他所佩服，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，二是唐太宗李世民，三是宋仁宗赵祯。”其实，网文的话是完全不可信的，乾隆不可能会佩服宋仁宗——因为他们完全是两类人。我检索过《乾隆朝实录》，找不到称佩服宋仁宗的任何记录。这才对嘛，如果仁宗皇帝真的受清朝的乾隆佩服，那绝不是一种荣幸。

这就是宋仁宗身上的第三个悖论：仁宗本人的资质比较平庸，没有什么雄才大略，也没有多少丰功伟绩，但历代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却非常高。

仁宗皇帝身上的这三个悖论，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：宋仁宗到底是一个庸常之人，还是仁圣之君?

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他的庙号说起。仁宗去世之后，庙号为“仁宗”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“仁”为庙号的帝王。

那么“仁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先来看看宋仁宗的扮演者王凯的理解。王凯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我心中的宋仁宗，一个是仁，对所有人包括百姓、身边的内侍宫女，还有每天追着他‘骂’的谏官，都怀有仁厚之心;另一个是忍，他是特别孤独的，他没有自己，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体都是国事，在千百双眼睛中生活。”

我觉得王凯很精准地把握到宋仁宗的特点，那就是“仁”。仁宗生性仁厚，对大臣、对宫人、对百姓，确实很仁慈，我举一个例子：据野史笔记记载，成都有一个落魄文人，写了一首很反动的诗歌，鼓吹四川独立，与朝廷对峙，并把诗歌献给了成都太守，太守一看，吓坏了，赶紧报告朝廷。但仁宗皇帝看了诗歌，淡然地说：这不过是落魄文人想要当官罢了，给他一个闲官当当吧。

是不是很仁厚?

不过，如果我们将仁宗的仁仅仅理解成仁慈、仁厚，未免有些浅薄。儒家解释过“仁”的含义：克己复礼谓之仁也。什么是克己复礼?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、激情，服从制度的约束。王凯说仁宗皇帝的另一个特点是“忍”，其实这个“忍”就是“仁”的含义之一。

我们来讲几个小故事，通过这几个小故事，可以理解仁宗之仁。

有一次，仁宗皇帝在内苑跟大臣散步谈话，走着走着，几次回头张望，大家都不知皇上的意思。回到宫内，仁宗赶紧交代宫女：“渴死了，快给我倒杯热水。”宫女问道：“官家刚才在外面，为何不喝水，忍着口渴?”仁宗说：“我几次回头张看，都未看到提水的燎子。如果出声询问，只怕那燎子会被问罪，只好忍着口渴而归。”顺便解释一下：燎子，原本是用于烧汤烹茶的炭炉。这里借用来指代司燎炉供应茶水的皇室服务员。

还有一次，早朝，仁宗皇帝上朝，面色很不好看，大臣问：“陛下今日面带倦容，是哪里不舒服吗?”仁宗说：“没事，只是昨晚没有睡好。”大臣有点怀疑，以为皇帝昨夜与嫔妃谈情说爱花了过多的时间，于是进言，陛下请注意保养圣躬，不可沉溺于美色云云。

仁宗大笑说：“卿等想到哪里去了?我只是因为肚子饿，才失眠了。”大臣大惊说：“这这这怎么回事?”仁宗说：“昨晚睡觉时，觉得有些饿了，想吃烤羊排，但寝宫里又没有羊排，因此饿了一宿。”大臣说：“何不叫厨房供应?”仁宗说：“我也想过，可是祖宗法中并无夜供烧羊的先例，如果由我破了例，后世子孙自此仿效，不知每夜会杀几头羊!还是忍点饿算了。”

承平时代，国泰民安，锦衣玉食的皇帝多的是，能自觉克制自己对美食的口腹之欲的君主，却是少见。别说别人，我自己就做不到，每次看到烤羊排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仁宗的忍渴挨饿，既是仁厚，也是忍耐，合起来，就是仁。

对帝王来说，口腹之欲算是小事，更重要的是要克制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力欲望。仁宗皇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?

嘉祐年间，曾有一个官员问仁宗：“今政事无大小，皆决于中书、枢密，陛下一无可否，岂为人主之道哉?”仁宗是如何回答的?仁宗说：“治理天下，不能由我一人独断，若都是我一人说了算，如果做对了还好，如果做错了，难以改正，不如大家充分讨论，集思广益，然后以宰相的名义发布决策，倘若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错漏，则有台谏指出来，改正也容易一些。”

再举一个小例子：某日，仁宗退朝，回到寝殿，让宫女替他梳头。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，便问：“官家，这是什么文章?”仁宗说，“是台谏的奏章。”梳头宫女又问：“台谏又上奏了，说了什么事?”仁宗说，“台谏说：雨下得太久了，恐怕是后宫里的嫔御太多所导致，需要裁减一些。”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：“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，官家稍多几个宫女，他们却要说三道四。”仁宗不答话。宫女又问：“台谏所言，一定要实行吗?”仁宗说：“台谏之言，岂敢不行?”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，便说：“如果非要裁减宫女，请从我开始。”仁宗便起身，唤来掌宫籍的内侍，传旨：放遣三十名人出宫，第一个就是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。皇后问他：“梳头宫女是官家所爱，为何作第一名遣送走?”仁宗说：“此人劝我拒谏，岂宜置左右?”电视剧《清平乐》也讲到这个故事。

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：仁宗皇帝非常清楚地知道：作为皇帝，独揽大权、朝纲独断，虽然很爽，但也非常危险。这就是对权力欲念的克制。
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我有“明君情结”，有“人治思想”，对不对?我甚至可以猜到，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：“皇帝的美德是靠不住的，制度才靠得住。”

其实呢，当我们说到仁宗皇帝的美德时，说的恰恰就是宋代的制度与政体。比如说，皇帝的诏书，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圣旨，是皇帝权力的体现，代表了朝廷的最高命令，但宋朝皇帝诏书的颁发，有着非常严密的程序，并不是皇帝顺便说几句话，或者叫一声拟旨，便马上有了一道圣旨，大家必须执行。

其实，宋朝的所谓圣旨有专门的人起草，有专门的人审核，还需要宰相副署，由宰相机构颁发。皇帝如果绕过这些程序，直接下旨，是违反制度的，大臣也可以不执行。我们如果看过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圣旨，就会发现一个不同：明清圣旨的最后，是一个代表皇帝的印章;而唐宋圣旨的最后，是一大串签名，那是负责宣行、审核、签署、颁布这道圣旨的官员的署名，没有这串签名的皇帝私旨，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诏令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宋仁宗的克制，无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，尊重既定的制度。

仁宗皇帝曾说过：“老是有人言我没有决断。并不是我不想决断，而是国家有制度、惯例放在那里，我也需要遵守。如果违反制度，便成过失。”由此看来，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，恐怕也不能如愿，因为当时的祖宗之法、惯例、官僚体系、士大夫集团，都对他的权力形成一定制约。

让我再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。宋仁宗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，内廷有一些内侍犯了罪，仁宗皇帝便绕过司法机构，径自做出判决。有一位谏官便站出来抗议：天子怎么可以如此具体地参与案件的审判?仁宗说：为何?这个谏官说：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，都关涉到罪名之小大、刑罚之轻重，其中的微妙之处，只有受到法律训练、通晓法理的专业司法官，才可以做到平衡把握。君主哪怕有天纵之英明，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，因此，“出于圣断”的司法裁决，很容易“前后差异，有伤政体”，损害司法权威，破坏司法制度。而且，皇帝如果兼职当了法官，那还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?

这位谏官还建议：从今以后，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，都请移送司法机构依法审判，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。宋仁宗不敢再逞强，批准了谏官的提议。

总而言之，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断的制度，宋仁宗谦抑的美德，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。宋朝的制度，用一句话概括的话，就是“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治理天下的主体是士大夫，而不是仁宗一个人。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选择、任用贤能的士大夫，拜他们为执政官，为台谏官。仁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。所以我最近出版的仁宗传记，副题就叫“共治时代”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宋仁宗既是一个庸常的人，也是一位仁圣的君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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